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更多的注意力放在并购发生后市场究竟发生了什么

发布日期:2018-12-02  来源:Www.DedeMao.Com
 
  平心而论,尽管在“滴滴优步合并案”中,存在着大量的技术分析难题,但这本身并不至于让调查结果迟迟无法得出结论。相对于各种技术困难,原来的商务部,现在的市场监管总局面临的一个更为棘手的问题可能是,无论认可不认可,滴滴和优步的并购已经是一个既成事实。
 
  滴滴在商务部介入调查之前,就完成了整个并购,这一举动事实上已经将商务部置于了十分尴尬的境地。如果调查的结论是同意通过,那么外界很可能会将这理解为是一种事后的默许,很可能会引发相关企业在遇到类似情况时也选择与滴滴相同的操作,这显然会对政府和法律的公信力造成损害。如果调查的结论是不同意通过呢?难道真的能要求滴滴和优步进行拆分,恢复原状吗?这在理论上可以,但在实际操作上几乎是不可能的。资产、人员方面的拆分还是比较容易的,但合并的数据怎么分割呢?这真是想起来都令人头疼。如果拆分在事实上是不可能的,那么就只能罚款了事。但根据现行的法律,即使按照顶格标准处罚,其数额对于滴滴来讲也不过是一场毛毛雨。这样的处罚,只会动摇公众对执法机构的信任。由此看来,商务部在处理“滴滴优步合并案”时,真可以说是“进亦忧,退亦忧”。
 
  现在,随着机构调整,“滴滴优步合并案”这个烫手的山芋被转移到了新成立的市场监管总局手里。市场监管总局会怎么处理这个案子?我们不能确知。但几乎可以肯定的是,应该不会对滴滴拆分。
 
  事实上,这场受人关注的并购已经过去了两年多。这两年中,市场形势已经发成了很大的变动,很多后起的企业开始对滴滴构成了挑战。在这种环境下,纠结于并购过程是否包含了“原罪”似乎已经没有了必要。对于新组建的市场监管总局来说,也大可不必揪心于对并购案本身的态度。相比之下,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在并购发生后市场究竟发生了什么,放在滴滴或者其他的网约车企业究竟有没有从事排除、限制竞争的行为,有没有侵害消费者的福利,这可能会是更为重要的。
 
        对于一般的企业,市场份额的计算是很容易的。根据营业额一加、一除就出来了。但是,对于平台企业,问题似乎要复杂得多。按照定义,平台只是一个中介,它本身并不提供商品或服务,只是对供求进行撮合。根据这个定义,平台的营业额就应该是它的中介费,而不应该是平台的GMV(GrossMerchandiseVolume,成交总额)。假设我们界定的相关市场仅是网约车平台,那么这种计算当然不会有什么问题。但如果在界定相关市场时,将出租车,公交车,或者其他交通工具也包括进来,那么问题就立即变得麻烦了。这些企业是通过直接提供服务来获得收入的,其中并不会产生中介费,从而无法和滴滴的收入进行比较。那么拿滴滴的GMV来进行比较呢?也有问题。因为这只是在平台上产生的交易规模,并不等于平台的收入,甚至和平台收入之间都不存在着固定的比例关系。用这么一个数值来和各类交通运营商的营业额直接进行类比,显然是存在问题的。
 
  即使我们找到了合适的方法,成功计算出了市场份额,这也并不等于对滴滴的市场力量进行了有效的评估。在反垄断分析中,人们对市场力量的评估除了要看企业所占据的市场份额,还要看它究竟能不能构建强大的进入壁垒,要看这个市场的整体变动趋势究竟会是怎样。对于现在的我们来说,这一切已经不再是问题——我们已经见证了滴滴与优步的并购之后发生的一连串事件,清楚地知道在并购发生之后,也会有很多新兴的网约车企业进来挑战滴滴的霸主地位。但是,如果时间倒退到并购案发生前,或者发生后不久,谁又能预测到这一切呢?谁会想到,在两大巨头合并之后,又会长出那么多新的挑战者呢?
 
  此外,还有一个难以回避的问题是数据的影响。在数字经济时代,数据已经成为了最为关键的资源。虽然在并购案中,数据的价值难以通过具体金额来表示,但是其作用是不可忽略的。在“滴滴优步合并案”中,滴滴和优步不仅实现了资产的合并,更实现了数据的联通,这显然会对滴滴的市场力量产生很大影响。但这种影响如何进行评估?不要说在两年前,就是在现在也没有确切的答案。